过了两天,当祝笛澜与廖逍见面时,才发现这事,并没有她想象中简单。
她翻着档案袋里的照片,“什么时候查出有目击者的?”
“当时就知道了,”廖逍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罗安处理了大人,留下小孩。小孩现在被警署保护着。虽然八岁幼童的证词算不上铁证,但以防万一,不要把祸水引到我们身上来。”
诚然对这一家人来说是无妄之灾,但罗安留活口的行为让她依旧难以理解,“罗安什么时候有这份善心?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不动小孩和女人的守则。”
“现在让你去处理。”廖逍对她的嘲讽置若罔闻,“引导小孩的证词,洗清罗安的嫌疑。”
“我没有把握,”祝笛澜用手指夹住那张全家福,冷漠地看着,“小孩子爱说什么说什么,请个好律师就能解决的事,没必要折腾小孩子。”
“你不愿意还是你做不到?”
“我做不到。”这话半真半假,但祝笛澜说得十分肯定,“理论上来说,幼童的心里屈从比较简单,但他在目击双亲死亡后,心里状态的改变不可能被准确判断。我的引导只可能是' 赌' ,我有可能会完全' 赌输' ,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廖逍不屑一笑,“你不用考虑。”
“我怎么可能不考虑。精神分裂就是后遗症之一。你敢说你有把握吗?”
“我不会那样说。我要的是你引导后的效果,而不是考虑幼童的心理应激。”
“怎么?”祝笛澜忽然明白了什么,挑眉,“你做过这样的事?”
廖逍神秘一笑,喝了口茶,顿了许久。
祝笛澜静静等着他开口。
“有过这么一次。很多年前,警署通知我,说是有个女人死在家中,在场的只有她七岁的儿子。警署与社工介入,但幼童怎么都不愿开口说话。”
祝笛澜坐得端正了些,她忽然对这个故事很有兴趣。
“这个女人十九岁意外怀孕,生下男孩。男孩五岁的时候,她找了新男友,比较稳定。这些情况,警署很快就查明。这位新男友有前科,有暴力倾向,邻居听见过几次争吵和殴斗的声响,也报过警,这些都在警署的档案里记录着。”
廖逍的手指在桌上敲了敲,“女人是被枪打死。这把枪没有做过登记,但以这位男友的前科来看,他很可能非法持有枪械。警署猜测争执中男人开枪打死女人之后逃匿,街边摄像头有他驾车离去的视频。男孩在场,目击全程,不愿开口说话。这样的真相简单不过又符合逻辑。警署签署男人的通缉令,把孩子交给了社工。”
“没有要男孩的证词?”
“他们尝试过,但他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警署想查他的医疗档案,发现因为没有医保,他母亲可能用某种方式带他就医以便逃避费用,他的医疗档案可能在某个人的名下,太难查。或许他天生不会说话,没必要在上面花太多心思。”
“也可能是因为目击,心里受创。”
“对,所以警署通知我。他们只需要一个结论,孩子最终会不会说话都不是重点。”
祝笛澜轻笑,“这么说来,这事还与你有关?”
“这一次,确实与我无关。”廖逍回答,“只是这个男孩,与别人不太一样。他跟着母亲的遗体到了医院以后,不愿离开,不愿去警局也不愿跟着社工回家。我到医院时,社工出来接我,这不过短短五分钟。当我们进入安置他的那间病房,他就不在了。”
祝笛澜微微皱眉。
“那场面自然很乱。社工很紧张,连着医院里的护士与医生都被动员起来找他。”
廖逍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似乎陷入了回忆里,“一个目睹自己母亲被男友杀害的男孩,能跑到哪里去?如果他受到的创伤足以让他一生都不愿再开口说话,我不觉得他会因为调皮在医院里乱跑。”
“你在哪里找到他的?”
“太平间。”廖逍轻描淡写地说,“那个画面……穿过那么多具尸体,掀开被单只为确认谁是自己的母亲。最后一直站在母亲身边,直直看着母亲的脸。”
祝笛澜不再多说,静静等着廖逍把故事说完。
“他不害怕,也不伤心。我从未在一个小孩身上看到这样的冷静和沉默。但我还是劝他不用害怕,他母亲会保佑他,而他也不必担忧那个男人。”廖逍轻笑起来,“现在想想,我那时候说的话多么无用,他必然觉得我蠢。”
祝笛澜的眉头蹙得越来越紧,她有很多疑问,不知该从哪里开始。
“他盯了我许久,盯到我几乎要觉得这里是一个陷阱的时候,他开口了。”廖逍的笑意渐渐浓烈,“警方大概从未想过这种可能:男孩已经痛恨这个男人很久,因为他总是辱骂、痛揍自己的母亲。那天当争吵再次爆发。男孩取出放在抽屉里的枪,他要打死那个男人,让她的母亲从这一切屈辱与不幸中解脱出来。
他失手了。”
祝笛澜不自觉用手指轻轻划着扶手。她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