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豹是齐王的主簿,给主君写了封信:
“伏思元康已来,宰相在位,未有一人获终者,乃事势使然,非皆为不善也。今公克平祸乱,安国定家,乃复寻覆车之轨,欲冀长存,不亦难乎!”
“今河间树根于关右,成都盘桓于旧魏,新野大封于江、汉,三王各以方刚强盛之年,并典戎马,处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难赏之功,挟震主之威,独据京都,专执大权,进则亢龙有悔,退则据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见其福也!”
对齐王说类似的话,王豹不是第一个,譬如,齐王另一掾属,大司马户曹掾孙惠,也曾上书齐王,“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处其不可而谓之可,惠窃所不安也!”
但是,说的如此直白,将成都王、河间王、新野王一一点名,挑明了齐王同诸王是一个彼此侧目、相互对峙的态势的,王豹是第一个。
孙惠劝齐王,“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崇亲推近,委重长沙、成都二王,长揖归藩,则太伯、子臧不专美于前矣。”
话说的虽然委婉,但其实就是要齐王将政权还给武帝一系。
这个方案,齐王自然是不能用的。
王豹的解决方案,比较有想象力:
一,悉遣王侯之国。
二,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为北州伯,治邺;齐王自为南州伯,治宛;分河为界,各统王侯,以夹辅天子。
齐王虽骄奢擅权,但对两种人,一向很客气。
一是名士。
譬如,南阳处士郑方,上书指齐王有“安不虑危,燕乐过度”、“宗室骨肉,不无纤介”、“蛮夷不静,不以为念”、“百姓穷困,不闻振救”、“大事既定,有功未论”等“五失”,齐王的反应是,谢曰:“非子,孤不闻过。”
又譬如之前的嵇绍。
二,自己的掾属。
譬如,孙惠建议齐王委权去位,齐王虽然很不喜欢,却也没有因此怪罪孙惠。
对王豹,更是“优令答之”。
不过,事情坏也许就坏在这个“优令答之”上。
因为,这表示,齐王对王豹的建议,似乎有所心动了。
王豹的信,不是上书,本是私信,却颇流传于外——大约是齐王有意为之,以试探风向?
“风向”颇令齐王意外。
长沙王乂打上门来,破口大骂,“王豹,何物竖子!敢离间宗室,挑拨骨肉!何不铜駞下打杀!”
司马乂原封长沙王,后改封常山王,现在,又改了回来。
长沙王反应如此激烈,大出齐王意料,不由手足无措。
但仔细想想,也不奇怪。
不说别的,单说“悉遣王侯之国”,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长沙王——
你要赶我出京师,我岂能容你?
我留在京师,是负有特殊使命滴!
齐王不能为一个主簿彻底开罪长沙王,同时,也要“自清”:老九,我可没有任何要赶你出京师的意思呀!
于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斥王豹“谗内间外,坐生猜嫌,不忠不义”,尔奸恶如斯,岂容于圣朝?即于宫门外铜驼下,鞭杀之!以儆效尤!
王豹将死,悲愤大呼,“悬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
这个事件,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本朝肇建,对于言路,一向宽厚,武帝欲出齐王攸之藩,多少人上书劝谏?武帝命太常“议崇锡齐王之物”,一群太常博士,在太常郑默、博士祭酒曹志的带领和支持下,交上来的,非但不是啥“议崇锡齐王之物”的方案,反是劝武帝留齐王的谏书,这个行为,已经是直接抗旨了,但最后,最严重的处分,亦不过“除名”而已。
而王豹,是掏心掏肺的为齐王好啊!
舆情对齐王冏的失望、不满,本就日渐加重,王豹事件一出来,齐王本就布满裂痕的形象,轰然坍塌。
真正“人心尽失”!
物伤其类,齐王的掾属,纷纷去职。
孙惠辞疾去。
吴国张翰为大司马东曹掾,秋风起,思菰菜、莼羹、鲈鱼鲙,叹曰:“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即不辞而去。
不是谁都敢“不辞而去”,张翰同乡顾荣为大司马主簿,乃故意成日酣饮大醉,不省府事。
长史葛旟以其废职,禀告齐王,徙顾荣为中书郎。
顾荣“曲线自救”成功。
齐王欲辟颍川处士庾衮为主簿,然庾衮掉头就跑,携妻子逃于林虑山中,留下一句:
“宰相不朝,义士不存,晋室卑矣!祸乱兴矣!”
于是,有心逐鹿者,本一直冷眼远观,现在,以为火候、时机已到,可以行动了!
不过,出于许多人的意料,先动手的,并不是北边的那一位,而是西边的那一位。
成都王颖屯邺,在洛阳北;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