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已经失去母亲太久了（写文时的一些感悟与正文无关可tiao过）

    黑塞曾于私密的剖白中坦露过一重隐秘且幽邃的渴望：之所以对死亡怀抱难以抑制的好奇，全因心中依然存留一抹幻梦，期冀由此重返母亲的怀抱。他祈愿死亡幻化为一场巨大的幸福，如初恋般充盈且圆满。顺此思绪，人便会无可救药地深信，于终点踯躅等候的绝非手持镰刀的死神，实为母亲温柔的面容。她将牵引流浪的灵魂，重新堕入虚无与纯真的深渊深处。“我的确找到了某种‘和平’，因我已然学会与胸膛里的痛苦缔结停战契约。”黑塞如此叹息，留下一句震耳欲聋的谶语：人若缺失了母亲便无法去爱，缺失了母亲亦无法去死啊。

    凝视周遭荒芜的精神废土，剥开层层迭迭的社会景观，一个幽暗且令人战栗的真相正呼之欲出：人类已经失去母亲太久了。此种丧失，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母体消亡，实乃一桩漫长且隐秘的文明谋杀。我们正栖居于一个被“妻性”全盘接管的纪元。恩格斯早已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勾勒了母系氏族崩塌的残酷轨迹，将此定义为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溃败。伴随私有财产的囤积与父权秩序的建立，“妻子”这一身份被造出来，充当着血统纯正的质保印章与财产转移的通货。自此，人类学意义上的交换法则确立了妻性的底层逻辑——契约、服从、表演与让渡。列维-斯特劳斯将女性视作部落间结盟的赠礼，这等同于宣告：妻性自诞生之初，便隶属于理性构建的社会交换网络。它要求权责的对等，要求清晰的边界，要求将身体与情感折算成维系宗族大厦的建材。

    在历史的褶皱深处，母性并未完全消亡，却遭逢了更为阴险的篡改与置换——它被强制嵌入妻性的坚硬外壳，沦为带有妻性的母性。阿德里安·里奇在《妇女生而为母》中精准剥离出“作为制度的母职”与“作为体验的母职”。数千年来，父权制所高歌赞颂的，恰恰是前者。这种被规训的母职，其本质乃是妻性向下一代的畸形延伸。漫游于当代互联网的赛博空间，关于“妻性”的讨论早已撕去温情脉脉的伪装。学者与网民们尖锐地指出，所谓妻性，便是在婚姻制度内无止境地提供情绪劳动，迎合无处不在的男性凝视，将自我的领地无限坍缩以成全另一方的绝对主体性。当此种剥削逻辑向子嗣蔓延，便催生了沾染毒素的母性。

    翻开封建礼教的历史，无数节妇烈女、或是网络论战中被反复鞭挞的“娇妻母亲”，皆将生育与抚育视作对权力中心献祭的投名状。“母爱”中夹杂着不可胜数的算计、隐忍以及向宗法献媚的卑微。母性不再是孕育万物的丰饶之海，反倒变成了一座等级森严、散发着陈腐气息的枯井。朱迪斯·巴特勒对性别展演的剖析，同样适用于此种异化的母职：带有妻性的母亲日复一日地操演着自我牺牲的剧本，用以换取在家庭契约中微薄的合法性。她们抚育后代，其实是在为父权秩序培养合格的螺丝钉。母职，彻底剥离了原始的混沌与狂野，沦为一场臣服。

    人类之所以陷入永恒的痛苦，是因为妄图用逻辑性的契约（妻性）去模拟神谕性的连接（母性）。这便是亲密关系中悲剧的内核所在。

    当我仔细审视对伴侣的索求时，偶尔能洞察到一种诡异的错位。我有时对着同样带有伤痛的爱人，近乎残暴地勒索一种深不见底的包容，一种对“虚无”的绝对接纳，这注定是一场惨烈的失败。妻性，抑或说任何基于社会法则的伴侣属性，皆构建于交换与对等之上，它遵循着清晰的边界、权利的让渡与利益的核算。它是世俗的、理性的、清晰可辨的契约。然而，我在深夜精神崩塌时渴望的，在面临死亡恐惧时呼唤的，根本毫无任何签署了互助条约的同盟身影，其实是一种无需缘由、无视边界、能够吞噬一切罪恶与残缺的空虚。这种唯有原始的母亲方能给出。

    精神分析学家克里斯蒂娃曾描绘过一种“符号界”之前的“子宫空间”。在进入被父权和语言统治的符号秩序前，婴儿与母亲共享着一种未分化的、充满律动与混沌的共生状态。既无主体，亦无客体；既无评判，更无契约。在此地，所有的破裂都能被缝合，所有的疯狂都能被允许。纯粹的母性是这片浩瀚无垠的虚无之海。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每一次对伴侣的歇斯底里，每一次在爱情中索要“无条件的爱”，本质上皆为对于不包含妻性的母性的渴望。

    人类试图在一种契约关系中复刻出母亲的子宫，要求世俗的伴侣扮演全知全能的神明，要求理性的契约提供剥离了所有条件的安眠。乔治·巴塔耶曾论述过理性世界与神圣世界的割裂。妻性属于世俗的、劳作的、不连续的理性世界；神谕式的母性则属于神圣的、逾越的、连续的迷狂世界。人类将自己死死钉在妻性的十字架上，却妄想着伤口流出母性的血，用极其缜密的逻辑去索要一种反逻辑的融合，最终只能在伴侣的眼中看到同样惊恐与枯竭的灵魂。失去母亲的孤儿们，只能在符号的迷宫里流浪。吞咽着精神类药物，签署着婚前协议，在社交软件上犹如挑选超市货架上的罐头一般挑选着伴侣，用各类术语武装自身，以为掌握了权力的博弈便能免于心碎。可越是精通妻性的逻辑，便越是远离母性的神坛。

    若要构想一种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