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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说不定，而是一定！”我激动地说，“因为钉子下方的墙上有一处擦蹭状血迹。”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下这一处孤立的、却没有被原勘查人员重视的血迹。

    “现场有翻动的痕迹，凶手在离开之前翻动了现场，所以这一处擦蹭状血迹并没有引起勘查人员的注意。”林涛说，“虽然现场很多翻动部位有擦蹭血迹，但是没有一处有指纹纹线，都没有比对价值。”

    “但是可以证明凶手杀人是为了钱，”我说，“而且这一处擦蹭血更有价值。首先，这个地方不可能藏钱；第二，这里离大门还比较远。凶手为什么要在这里擦一下？”

    “为了拿挂在钉子上的衣服。”林涛说。

    我笑着点点头：“所以，你发现的这块撕裂的小布片，非常有价值。”

    我接过布片，用手摩擦着。因为我戴的是橡胶手套，触感比纱布手套更敏锐，很快，我就得出了结论：“这是雨衣。”

    “对，当天下雨，”大宝说，“凶手来的时候穿了件红色的雨衣！”

    在我们的要求下，专案组提前召开专案会议。这种不按规定召开的专案会议，通常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调整侦查部署。

    当我宣布完我们的发现，确定凶手在杀郑巧慧的那天夜晚穿的是红色雨衣时，会议室里发出了一阵嘘声。

    “我们都正在努力做调查，”一个侦查员说，“把我们叫回来说的就是这个？有用吗？下雨天，有多少人穿红色雨衣知道吗？我们英城城区就有将近两百万人口，难道要一件一件地找红雨衣？这不是拿我们侦查部门开涮吗？”

    面对侦查员的奚落，我沉吟了一下，说：“大家请看这张图片。现场发现了多枚这种形态的鞋印。虽然发现的时候死者已经死亡一周，但这些鞋印留下的足迹是已经干涸了的、淡黄色的泥土。”

    我见侦查员们依旧不服气地昂着头，点燃了一根烟，接着说道：“这样的足迹形态，说明凶手在进入现场的时候鞋子上沾满了稀泥，所谓稀泥，是指泥巴和水的混合物。”

    “下雨天，这很正常。”侦查员说。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说，“下雨天，一般都是什么人群穿雨衣？”

    “骑自行车、骑电动车、骑摩托车，”侦查员说，“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如果是骑车到现场，”我说，“鞋子上会有这么多稀泥吗？”

    “你是说，”丁支队眼前一亮，“你是说凶手是走去现场的？”

    “是的。”林涛说，“初次勘查的时候，在现场东边五百米的地方，有一处修路的泥坑里发现了和现场形态相似的足迹。虽然没有认定条件，但是从形态上看还是非常相似的。当时你们只考虑了凶手是从东边走到现场的，但是没有发现雨衣的线索。”

    “两者结合起来看，”我点点头，说，“凶手是穿着雨衣走去现场的。这样的人不多吧？”

    “不多。”侦查员恍然大悟。

    “如果从现场周围的监控寻找徒步穿着雨衣的人，我相信不会找到很多。”我转头问祁法医，“郑巧慧的死亡时间定下来没有？”

    祁法医说：“当时我们根据尸体身上的蛆的生长程度，判断郑巧慧死于九月二十一日。”

    “通过调查，”侦查员说，“也印证了法医的推断，二十二日早晨就有人注意到郑巧慧没有开门，但是因为不熟悉，所以也没有人去关心。”

    “我说的是具体的死亡时间。”我说。

    “具体死亡时间，只有通过胃内容去推断。”祁法医说，“死者胃内容基本排空，只剩极少量食糜，所以我们推断死者死亡距其末次进餐有四至五小时。”

    “这个死亡具体时间问题，”丁支队插话道，“我们当时没有重视。法医和侦查也没有碰，其实侦查已经调查清楚郑巧慧最后一顿饭是在隔壁小饭店里吃的，当时是大约晚上七点钟的时候。”

    “时间很吻合。”我说，“和陈蛟被杀案一样，凶手选择的时间都是深夜。郑巧慧既然是二十一日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左右死亡的，那么调取当天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一点这个时间段附近路口的所有监控录像，寻找徒步穿着红色雨衣的人，这个不难吧。”

    “不难，”侦查员跃跃欲试，“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能找到嫌疑人的视频资料。”

    比想象中顺利许多，四十分钟后，侦查员拿着一块硬盘走进了专案组。他扬了扬手中的硬盘，眉飞色舞地说：“找到了！”

    视频中，一个穿着红色雨衣的人匆匆从摄像头前经过。后面一段录像，这个人又匆匆从摄像头前反方向经过。后面一段录像中，红色雨衣的侧面垂下来一个东西，随着这个人的步伐而摆动。

    “看，”我兴奋地说，“这个东西，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死者的外套！”

    “你们注意到没有，”林涛把视频暂停，走到幕布前指着穿红色雨衣人的说，“这个人的后背，好像有个凸出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