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打出手。”
“情报工作也一样。”老潘话题一转就开始布置工作,从他们的传送线路到交接方式到备用方案,以及情报传递中的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与处理,他一一交代完后,又向相宁伸出手,笑着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穿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
但是相宁坐着并没有告辞的意思。他抬头看着老潘说:“你得告诉我徐雪欣的情况。”
老潘皱紧眉头,眯起眼睛,就像在脑海翻找这么个人,想了很久才说:“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应该在陕甘宁的根据地,我只知道这些,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其实,徐雪欣这个时候就在长春,就住在北康中路一套带阁楼的公寓里。跟她住在一起的人是安孝重,现在已改名黎明,在法国图片社里当编辑。每天,他提着公文包出门上班,徐雪欣就上到阁楼。这里已经成为她的绣房,到处挂满了各色的丝线与绣品,而在窗台下暗格里还放着一台发报机。
除了黎太太,徐雪欣另一个更隐秘的身份是安孝重的报务员。他们在离开陕甘宁根据地的前夜第一次见面,就在一座小县城外的一间茅屋里。隔着一盏马灯,安孝重用一种审查似的眼神看了她好一会儿,说:“你熟悉东北,也有过假扮夫妻的经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见徐雪欣低着脑袋久久不语,他接着又说:“当然,你也可以拒绝,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服从命令。”徐雪欣抬起头说。
安孝重合上手里的卷宗说:“那好,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出发。”
“是。”徐雪欣起身,走到门口忽然回身,说:“我想知道我是谁的妻子。”
安孝重说:“我。”
徐雪欣最后看了安孝重一眼,离开茅屋,沿着一条漆黑的小路走到村头时,再也没有力气挪动一步。她靠着一口枯井的井台,一点一点地坐到地上,胸口那个曾被子弹贯穿的地方又开始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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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弹后的徐雪欣至今都不知道是怎样离开长春的。等她醒来时,已在天津的一家德国诊所里。看护她的是个年迈的犹太女人。她是诊所的女主人,也是这里唯一的护士。此后的三个多月里,徐雪欣不止一次问过她:“是谁把我送来的?”年迈的犹太护士每次都是摇晃着她那颗灰白的头颅,用流利的中文说:“是上帝,我的孩子。”
于是,伤愈之后的徐雪欣成了诊所里第二名护士。直到盛夏的一天深夜,她悄悄离开诊所,搭乘一艘运煤的航船一路北上,到了旅顺港,扒货车,乞讨,逃火车票,重新回到长春,就像个寻亲不遇而落魄的女人,每天混居在最下等的旅馆里,跟那些逃难者、算命的、拐骗的、做小买卖的一起。徐雪欣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刊登寻人启事上,那是她唯一联络组织的方式。
终于,在一个多月的等待与寻找之后,徐雪欣在兆丰公园的后门见到了老潘。
可是一见面,老潘却说:“根据组织原则,你不应该到处找我,你已经失踪半年多了。”
“我不是找你,我找的是组织。”徐雪欣看着马路对面的一个报亭说。
“根据组织原则,我也不应该来见你。”说着,老潘叹了口气,掏出几张法币塞进她手里,又说:“改天我们换个地方再见面吧。”
两天后,他们再次见面时,老潘静静地听徐雪欣说完这半年里的经历,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她面前说:“这些钱你拿着,离开长春后,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
“我不要钱。”徐雪欣低下头说:“我干这一行也不是为了钱。”
“可你也知道这一行是有制度的,你断线的时间太久了。”老潘说:“这半年多里,我们通过各个渠道找你,但找不到一点线索。”
“所以你们就怀疑我背叛了组织。”徐雪欣冷冷地说。
“如果你背叛了组织,今天你见到的就不是我了。”
“锄奸队吗?”徐雪欣直视着他镜片后面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任务失败,使命终止,身份暴露,必须撤回老家,这是我来长春前组织上给我的命令。”
老潘低下头,沉默了很久后,说:“我可以安排你回去,但到了根据地你会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
“审查才会证明我的清白。”
“这种审查更会要了你的命。”
徐雪欣愣了愣,说:“我不怕,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老潘再也不说一句话。半个月后,徐雪欣一到根据地就被关押,在一间由柴房改建成的审讯室里,她对审查她的两名新四军干部说:“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们,这是组织原则,除非你们是我的直线上级。”
“你不要顽固不化,这是一场运动,我们是在抢救你。”
徐雪欣摇了摇头,转脸看着从窗口透进来的那缕阳光,再也不说一句话。她一直被关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得以释放。前来迎接她的上级—个箭步握住她的手,张了好一会儿的嘴,却一个字都没吐出来,就像关了这么久的人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