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斯特没有在我的房间过夜,在床上做过一次之后,他借口帮我清理又带我到浴室做了一次。
在浴缸里时我已经精疲力竭,昏昏欲睡,那些阿司匹林除了加了别的用料之外大概也并没有偷工减料,它的副作用终于显现出来。
“晚安。”白斯特的吻落在我的额头上,我裹着被子躺在床上,看着他关掉床头的台灯,披着衣服轻手轻脚地离开。
第二天早晨,我在餐厅见到格里尼斯,他神采焕发地对我挤眉弄眼道:“喂!喂!这些家伙真会办事啊!是吗?”
“看来你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瞥了他一眼,不咸不淡地笑了笑,格里尼斯应该没有拒绝进入他房间的女郎。
他回以我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我想起昨晚白斯特的造访,脸上的笑意一点点冷淡下来,不言不语地吃完了早餐。
九点钟,我们乘车前往一个伪装成荷兰商行的英国情报机关的办公室,参加临行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前几天我们在达阿尔亨和英国人接头时,曾发生过一次乌龙事件,也就是我曾说过的“周折”,我们在约好的十字路口等了许久,最后却被荷兰警察带到了警察局盘问。
他们虽然待我们很客气,可不管我们怎么声明,荷兰警察还是极为严格地检查了我们的每一件行李。此前我一直注意着我自己和格里尼斯的行李,竟然没有检查一下我自己的随行工作人员的物品,当他打开他的盥洗盒,我简直吓了一跳。
盥洗盒里有一卷德军专用的阿司匹林药片——这样想一想,我和这东西真是渊源不浅——纸包上有一个签条,印着“德国党卫军医务处”。
陆军和党卫军是完全不同的部门,派系之间甚至互有争斗,我们此时的身份是陆军高层,这个纸条如果被发现,我们的计划极可能败露。
当时我一边观察四周是否有人监视,一边故意弄掉了一把梳子到地上,趁着假装在地上寻找梳子的时候,把药片并着那张纸条塞进了嘴里。药片很苦,加上那张纸条堵住喉咙,我最开始没能直接咽下去,不得不再次把梳子弄到地上,低着头费力地把它们吞了下去。
这件事是英国间谍们的圈套,好在我们安全过关,然后白斯特才会这样信任我,在之后的几天和我交往甚密。
这一次的会议中,我们敲定了下一次接头的办法,为了避免再出现前述的令人不愉快的乌龙事件,英国人给了我们一部英国制造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和一本密码,双方约定下一次接头时间地点用无线电来联络决定,白斯特上尉一路护送我们到荷兰边境。
我已经编造好了我的故事。我告诉白斯特,我曾经在党卫军为海德里希效力,但我认识到了他的残暴无情,也认为希特勒的暴政必定灭亡,我厌恶战争,于是想尽办法离开那里,来到现在的岗位上。
能够和他们合作,也是我费了很大的努力争取来的。
白斯特对我的说辞完全没有一点怀疑,他已经完全被我所迷惑,胸中全是对我的同情和爱怜,以及救我脱离火坑的愿望。
我回到柏林,向海德里希报告接头的经过。我建议应当再继续这样的谈判,以期能去伦敦一趟,或许可以得到更多有用的情报。
海德里希未置可否,只让我回去等待指示。
可是我等了一个多星期,都没有再接到柏林方面的指示,我担心可能失去和英国人的联络,于是我径自决定先去和英国人接头。
我和英国间谍约定在荷兰边境附近的咖啡店里见面,在这次会谈中,我向白斯特和史蒂芬斯解释,德国反对派迄今为止还不能做最后的决定,所以我在柏林多逗留了一段时间。我建议最好的办法是我陪同反对派领袖随他们去伦敦一趟,与英国政府的最高阶层进行具体讨论。
这个反对派领袖自然会是假扮的,我说得煞有介事,英国间谍被我说服,并说他们明天可以派交通飞机在荷兰舒福尔机场准备好,将我们接到伦敦去。
我带着这样的谈判结果回到杜塞尔多夫,但是柏林当局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我发了一条急电给柏林:“如果还不采取任何决定性步骤的话,我的工作再也无法维持下去。”
柏林方的回答让我懊恼气闷,元首尚未做最后决定,不过已经有了停止和英国人谈判的趋势。显然,任何关于推翻希特勒的讨论,哪怕是假的,也会使元首不痛快。
而元首已经决定十一月十四日为进攻西方国家的一天。
我整夜不能入睡,我还没有想到一套滴水不漏的说辞告诉英国人,把自己陷入了一种危险的境地。只要引起他们的一点点怀疑,我就可能被拘捕起来。可我已经为了这个计划做到了这个地步,我不想白费这么久的经营,决心不惜一切牺牲继续和英国间谍的交涉。
第二天早饭时,我却在晨报上发现了一则可以解决我紧急问题的新闻。比利时国王与荷兰女王已经发出联合建议,愿意出面为交战双方进行调解。我可以借口说德国反对派还想再等待观察希特勒对比利时、荷兰的提议有何反应,暂时拖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