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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又不禁笑了，轻轻的没有让其他人察觉。

    好像，她发现了属于的女孩一个小秘密，原来在这十分钟的面试过程里，女孩并没有那么多她所看到的淡定与从容，因为女孩的手心里附着的都是湿冷的汗水。

    那天，健治问了顾夏在一众入选的面试者中，她希望哪一位担任她身边设计助理的职位。当时的顾夏毫不犹豫地就要求了那个今天下午她见到的女孩。

    健治问原因，但她说不出多少缘由。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国籍相同吧。顾夏歪着头拖着下颚，思考了三十秒后模凌两可地回答道。

    可面试的学生也有其他中国人啊，为什么偏偏是她呢？健治又问。

    我也不知道。顾夏耸了耸肩笑了笑转身离去。

    其实这一次的人事安排并不是由顾夏一个人说得算，但有健治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是私心来选择留在她身边的人。因为健治是这家建筑设计事务所的社长，她的上司，但更重要的是因为，顾夏是健治长达十年的的地下情人。

    二十六岁的年纪，顾夏就得到了事务所里高级设计师的位置，这不仅仅是因为她自身能力出众，更是因为她与健治那一层隐晦的关系。早在十年前，因为父母离异，父亲二婚，忙着打拼事业的母亲为了给顾夏一个更好的环境，便将还是十五岁的顾夏送往日本东京的姨母家，插班就读了那里一所私立高中。而顾夏用一年的时间去适应周围格格不入的生活，直到某一天她遇见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健治。十五岁，正值青春叛逆的年纪，经历过家庭变故，远走他乡，这些东西足够改变顾夏尚未成型的性格。

    十五岁那年，顾夏学会了成为两个人，在姨母家她是一副模样，在学校她又是另一副模样。在大人的世界里，她必须努力将自己打扮成他们喜欢的样子，十五岁的顾夏告诉自己，乖巧听话才能让每月四趟飞往日本看望自己的母亲放心，可母亲陪伴在她身边的时间实在太少，而与姨母家的两个表弟相比，她得到永远是那种属于“外人”的关怀。既然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她得到的关注实在太少，那她可以去另一个地方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当然，从小到大，顾夏知道自己并不缺乏这样的能力。

    母亲给她的钱她全部都用在交友上，渐渐的，在学校里她的朋友多了，朋友们教她如何抽烟喝酒，带她翘课去迪厅跳舞，凌晨三点，她从家里偷溜出来帮一些人打群架，一些人教会她如何从学校旁边的音像店里偷几张热门的专辑。尽管她身上的钱足够让她入手她想要的东西，但有一段时间她喜欢上了偷，一群男男女女蹲在学校河岸附近的铁路桥隐蔽的桥墩下，粗暴地翻腾着从电车上偷来的皮夹，随手摸走公文包，贴着机场托运票号的行李箱，在搜刮出值钱的物件后，他们会根据草地上乱七八糟的私人物品，钱包夹层里的照片，几份无聊的合同，手机里的短信来猜测“失主”的癖好，带着嘲讽和愚弄地给每个人取一两个难听的名字，然后几分钟后，那些不值钱的东西会被他们扔进河里，而他们会在嬉笑打闹中消失在夕阳下铁桥的另一头，那里通往城市最繁华的街区，因为今晚供给他们娱乐的资费已经有了着落。

    十五岁的顾夏或许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因为她知道她这是偷而不是拿，她也会有那么些的愧疚感，但这些与她的需要相比并不算什么，尽管在一群狐朋狗友中，在她一系列出格的行为中，她似乎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但不知为何，她依旧会感到空虚，甚至有些乏味。十五岁，人生似乎已经望到头了，她以后的生活会一直这样吗？一只镶着彩绘的玻璃瓶，模样类似于教堂玻璃的彩色花窗，只有在日光的照射下，才能在半透明中增加一层梦幻般的浓郁，瓶身很好看，顾夏觉得，但没人知道那只瓶子根本没有重心，因为狭隘的瓶里什么都没有，就连空气都是稀薄的，她的人生就局限在一只狭小而好看的瓶子里，顾夏自认为自己走不出瓶颈，因为她不知道以后自己要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她看到的人生与那只好看的空瓶子一样空洞，直到她遇见了健治。

    有段时间她习惯了去偷，和别人去偷，自己去偷，不只是因为这是另一种融于团体的手段，更是因为她可以从别人的私人物品中拼凑出别人故事，与她不同的生活，另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有些与她一样平庸，但并不混秽，有些太过美好，让她无法不心生向往，有些精彩而出色，让她不觉惊艳，甚至有时在梦里，她居然会在幻境里的颁奖台上微笑着捧着一只不属于她的奖杯，只不过她手里那本光鲜亮丽的证书上印着的“失主”的姓名变成她的名字而已，但可笑的是，她可以心生羡慕，可以仰首而望，可以自我幻想，可却从未期待过在现实中变成她梦想里头的那个人，或许，当时十五岁的顾夏固执的认为，终日碌碌无为，甚至不知廉耻的自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偶尔，她也会将“到手”的物件以匿名的形式悄悄地送回失主的住处，或是邮寄，或是辗转几趟地铁，电车来到一处陌生住所，将不属于她的公文袋，手提包悄悄地留在户主的门口，抑或偷偷塞进院门的邮箱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