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向卡特提出了离婚,我们坐在床边,开诚布公地讲了我们婚姻的种种不和谐,归根结底,我给不了她她想要的爱情。
她终于同意离婚。
然而第二天早上,卡特再次反悔,她的情绪有一些不稳定,我为了安抚她,答应再给她买一间服装店,她才逐渐平静下来,又不愿意再提离婚的事情。
这一番折腾使我上班迟到了半天,海德里希非常生气,但我在半天内就做完了一整天的工作,他最后还是没有多说我什么。
令我意外的是,隔了几天,我回到家时,卡特主动向我提出了离婚,并且直接给了我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
我们短暂的婚姻就此结束,她离开了柏林,走之前看我的眼神意味深长。
直到问了海德里希的副官,我才得知是海德里希派人把卡特接到办公室,和她谈了50分钟,要求她离开柏林。她不听,最后海德里希说要把我调走,卡特才终于同意离婚。
我感到内疚,卡特确实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女人,是我愧对了她。我向她汇去一笔不小的赡养费,而后在银行职员处得知,已经有人给她汇过一笔数目更大的款项。
不用想,我都知道是海德里希,他虽然冷酷无情,但有时又格外贴心。
在这段时间,我曾经接到过好几个机密任务,内容是处理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和同性恋者,文件虽然含糊其辞,却依然看得出极其残忍。我认为这是非常不人道的,设法拒绝了指派,并劝说缪勒不要大开杀戒。
我的主要工作始终是情报部门的工作,我谨小慎微才能求得明哲保身,无力顾及更多,只能尽我所能地保全我所能保全的无辜者。
此时已经是元首决定以行动对付捷克的时候了。
党卫队派出工作队到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地区,设法进行挑拨,使斯洛伐克与捷克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愈发激化。
海德里希派遣了由瑙约克斯指挥的破坏小队,巧妙地制造了一起巧克力糖厂爆炸事件,嫁祸给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捷克政府就此解散了斯洛伐克政府并宣布斯洛伐克进入紧急状态。
捷克总统埃米尔·哈查赶到柏林晋见元首,我留在最后以确保哈查从布拉格到柏林的回程;当天,哈查就被迫签订协议,德国和平占领捷克。
元首日夜兼程赶到布拉格的雷德兴堡,我负责安排他的住处。
夜晚,元首因为刚完成了一件大事而心情颇好,一反常态地饮了一些酒。他是个素食主义者,平日里通常滴酒不沾,一喝酒就很容易醉,我贴身保护他的安全,搀扶着他到卧室休息。
我将卧室的门轻轻阖上,扶着元首坐到柔软的床垫上,他突然大力地握住我的手,在我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翻身将我拉扯到床上。
“格莉”
元首压在我的上方,一只手扼住我的右手手腕,另一只手缓缓抚摸上我的脸颊。他呢喃着一个女性的名字,我知道那是他死去的情人,格莉·劳巴尔。
他们在1928年相识,格莉是元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的女儿,在元首狂热的追求下,二人开始了同居。
在我听闻的逸事里,最终,格莉爱上了元首的司机,而元首因此和那个追随他多年的男人大打出手,而后将其赶走。占有欲和掌控欲极强的元首禁锢了格莉的自由,不允许她与任何男人接触,这个可怜的美人在1931年于慕尼黑的寓所中饮弹自尽。
一种可怕的猜测涌上我的心头,元首一直对我青眼有加,我如此年轻而频繁地获得升迁,除了我个人的能力和海德里希的私心之外,难保不会有元首的操控。
而这一切,竟然是因为我长得像他最爱的女人?
这实在是太过荒谬,然而当元首真的开始脱我的衣服,真实的惶恐让我浑身发凉,比初次面对海德里希时还要紧张和恐惧。
门外是层层持枪把守的卫兵,面前的人是德意志最高的领导人、纳粹党的党魁,手中掌握着无数人的生杀大权的元首——
我僵直着身体,脑海里闪过无数解决方案,却都一一被我否决。没有人可以挑战元首的权威,我好像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顺从元首,然后等他清醒过来。
这样都不一定能让我活下来,如果他突然反悔,担心我泄露这一晚的秘密,我还是会被灭口;更令我害怕的是,我身上还有海德里希留下的标记,如果被元首发现
最坏的情形还是发生了。
我的双手被拉得高过头顶,用警用手铐铐在一起,因为没有反抗而很快全身被剥得一丝不挂,平坦的胸膛和身下萎靡的性器昭示着我的男性身份,而元首竟然还没有停下动作。
他拉开了我极力想要并拢的双腿,并且跻身其间,我的秘密霎时暴露无遗。
“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
元首低着头,审视着我腿根处的那一行德文字母,用他带着颤音的嗓音缓缓念了出来。
“我亲爱的士兵,你违反了第17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