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想要跻身成为南海之神,而江闻急迫着计算着时间,不断挑衅巨龙换取机会,双方各怀心思却又不肯放弃。
江闻仗剑而立,千头万绪也只剩下了一句苦笑自嘲般的话——
“这广州,好大的风雨啊……”
是啊,好大的风雨,他还记得天然禅师在江闻面前提起‘大雨将至’的时候,就是这种无可奈何的高深语言,也把事端引向了重云密布的高天之上,只是自己直到最后才理解清楚。
风暴潮能否成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最大风暴潮位是否与天文潮高潮相叠,尤其是与天文大潮期的高潮相叠,如果最大风暴潮位恰与天文大潮的高潮相叠,才会发生眼下这般的特大潮灾。
以后世的学识结合今日的风雨异象,如今按理说已经到了初六,又没有南洋的台风来袭,本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灾害,眼下场面着实匪夷所思,除非天文大潮确确实实在冥冥之中出现了……
关于珠江的江潮,说:“春、夏水头盛于昼,秋、冬盛于夜;春、夏水头大,秋、冬小。”而由于海洋的滞后性,海潮的天文大潮一般在朔日和望日之后一天半左右,即农历的初二、初三和十七、十八日左右。
这两个时间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很可能是蛟鬼千百年前荼毒这片土地的余祸。如今夷希之物的存在已经超乎了想象,江闻必须不断打破自己脑内的桎梏,即便自己在对方面前只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他也要将这份意识化为兵器,给对方致命一击。
“嗯……除非有某种肉眼看不见的天体,正释放出巨大的引力作用在这片海域之上,也就是有一种无形的‘凌犯’正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又或者是在这片看不见的水下呢……”
中国古代星占中常常关注凶险的异常天象,而“凌犯”也是其中之一,所谓“凌犯”就是一个天体靠近另一个天体,意味着“侵犯”之意,每当发生凌犯现象,古人都会对其进行相应的占验。
肉眼看不见的、质量极大的星体,投射于这片沸海之上,导致了眼前天崩地裂般的绝境,这本应该是天方夜谭之事,可就像“天方”引发的传闻故事,都在告诉江闻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中国传统历法无法预报凌犯,凌犯只能依据实际观测,使得古代天象记录中存有数量庞大的凌犯观测记录无法解释,这也就给了许多人制造谣言的机会,也产生星占上的迫切需求。
洪武大帝朱元璋对此事极为重视,可在当时能够精确计算五星“凌犯”现象的,只有元朝时回回司天监留下的残本,还有仅存于元宫废殿之中、几名疯疯癫癫的天方国的色目人。
时间来到正德十三年,钦天监漏刻博士朱裕上疏请求修订历法,在指出岁久失修的同时,也提到“时刻分秒与天不合”等问题、希冀借此机会重修历法,并且极力推荐自己的好友顾应祥前来编修。
顾应祥,字惟贤,号箬溪,长兴人。弘治十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还以博学多才、精通历算而知名。
但这本就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要知道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回回历天文表和算法的理论基础,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几何天文学,其中需要还有建立模型的宇宙框架、天文观测基础、数学方法等等,而中国古代历法本身都是以实用算法为中心,较少含有这种专门进行理论性探讨的内容,导致天文学逐渐从科学理解陷入文化臆想,往往只会“范围天地之虚谈”,不懂得“七政盈缩迟疾之所以然”。
在缺乏相关基础知识的情况下,顾应祥对“历理”的理解显然十分困难,面对着古代天象记录中数量庞大的凌犯观测记录,则让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努力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数十年后顾应祥的弟子,身为名儒与术数大家的唐顺之,决心接着师父的努力,算出五星纬度精准预测“凌犯”现象的本质,以弥补古代天文学的短板。
可客观情况的限制下,唐顺之还是在“凌犯”问题上碰壁,只能参照中国历学中的相关知识,对残本的术文以及立成表进行一些综述和解释,最后得出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果。
为了解决疑难,唐顺之不惜通过某种方法找到了那几个疯癫天方国色目人的笔记手稿,根据其中癫狂离奇的记载进行推测解读,最后发现问题的根源竟然指向了脚下的大地,正在产生某种莫名的影响,时时刻刻在日月五星之间,导致计算的星道轨迹产生偏差。
这个难以解释的偏差,被唐顺之称之为“最高行度”,并且这是一个无法测准的“活数”,就像活物一般变化不定难以琢磨,一切盈缩入历,都必减去那个“最高行度”,这一切都导致唐顺之的五星纬度陷入难产,只能在书中写道:
“作历造月道而不造星道,盖未备事也。星道委曲万殊,所以不容易造也。”
但有记载表明唐顺之